1992年,我第一次来到民族出版社,是张凤兰老师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位于西坝河的民族出版社的发行部。当时的发行部像一个独立王国,没有与本社在一起。很长时间,我都不太熟悉出版社的同志们。第一天见到了常言虹、刘锦璋老师。我还经常和华君阿姨、赵凤兰阿姨在一起工作。

我一参加工作,就接触到民族出版社的编辑们为《民族书林》投的稿,有书评、也有对出版宣传工作的见解。我还记得有五种文字精品图书出版的文章,其中很多书后来都获得了各种图书奖。印象较深的是刊登过《中国民族史》的出版经历。也刊登过一些著名辞书的书讯,这些辞书至今仍是可以传世的精品。现在回想起来,我忽然感到这些是多么值得珍惜。我记得当时高炳辰老师写过一篇藏文书籍纸张的文章。文章虽然并不长,但是却描写了古老的藏文纸张的类别和特色,十分难得。

我在工作中与刘锦璋老师接触最多,现在回想起来,刘老师平平常常,但对我的教诲却可以回味一生。刘老师经常对我说,版式设计他感觉最好的是上海的《新民晚报》。我当时不觉得,现在一对比,才发现刘老师设计的版式不是随便可以赶上的,里面蕴涵着长期的审美修养和对美的感受。《民族书林》的一角经常用一个篆刻来装饰,我今天才发现,这幅小小的篆刻,蕴涵着中国文化特有的含蓄魅力,与“书林”的意境交相辉映。

初看刘老师很普通,他给我讲过去的工作经历,我年轻没觉得有什么不同,二十年后回想起来,他老人家描述的人生,起起落落,竟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人生就是苦涩的橄榄,在苦中回味,在苦中才是在生活。刘老师曾经给我念郭沫若的文章,常跟我讲起他的伙伴张兵老先生。还带着我到印刷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印刷机。当年的印刷厂震耳欲聋。

当时的发行部任志忠主任模样与班禅大师十分相似。在他的倡导下,《民族书林》按照既定的方针,有条不紊地出版了多年。任志忠主任说,刘老师当年一表人才,十分让人羡慕。徐建霞老师也是《民族书林》的编辑。后来的主编高洪宝老师曾经风趣地自喻为“双枣轩翁”,源于他的旧居“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还是枣树”。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在找资料时才发现,原来马淑贞老师也是《民族书林》的创办者之一。曾经负责出版《民族书林》1-19期。资料中说,《民族书林》1981年4月27日创刊,是建社以来第一个由总编室主办的图书宣传刊物。创刊以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为读者服务的观点,体现了党的宣传工作方针和本社的出版工作方针,受到少数民族地区读者的欢迎。《民族书林》一年出版6期,每期15,000字左右,印刷20,000份,四版,发行全国,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为重点。第一版是本社出版工作要闻和重要政治图书介绍,第二三版着重评价民族文学创作和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图书、翻译作品和汉文版图书,第四版为副刊(后来刊登目录)。我记得,后来《民族书林》印刷4000份,在东坝印刷。每期写4000个信封的地址,装信封、粘信封,其乐融融。

今天,撰写回忆,是一次重新学习和接受教育的过程。翻阅尘封的历史,才亲身体会了什么叫做“尘封”。那班驳的纸页,挡不住流畅的文字和恣意的才华,发黄的像片,遮不住青春的风采和逝去的岁月。看到过去,才懂得什么叫做珍惜,看到今天的白发,才忽然想起青春已经悄然逝去,往事却还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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