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出版社,顾名思义,就是以少数民族文字阅读习惯的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编辑出版图书的出版社。她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文字政策为己任,是党和国家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之一。所以,民族出版社作为“国”字号民文出版社,长期以来在少数民族群众心目中有着别的出版社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我从读书识字开始,便接触到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文图书,汲取不少营养。还记得在上个世纪60年代“文革”前夕上小学的我是学校唯一书架图书的“小保管员”时,曾“利用职务之便”很费力地读过《曙光》这个长篇小说。上大学后重温各种名著时才得知该书是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后来因“文革”动荡而小学未毕业就回乡当牧民的我在牧区还算是一名“bichigtei zaluu——识字青年”,在《毛泽东选集》学习和盛极一时的“老三篇” 蒙文版单行本(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学习热潮中为牧民朗读、讲解的时候就对民族出版社的编译家们发自内心的感佩。巧合的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自己却能够成为民族出版社的一名编辑,为我的蒙古族同胞编书、做书、写书、传递书。

1995年,我有幸调入民族出版社,从此,便与民族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决心将自己后半生心血献给党的民族文字出版事业,屈指算来已经18个春秋。这18年的时间,是一个足以成长出一代人的时间,它给我的生活带来的东西是丰厚的,我把这段时间当作读书的机遇,增长知识和才干的机遇。出版社是一个终身受教育、不断更新知识、不断给自己充电的工作,并为发挥自己设想、建议提供了平台。多年来,我在这个岗位上所策划、运营及编辑的图书累积起来大约有百十来种,虽说我做的书在数量上算不上最多,也不是最少的。美国著名出版人格罗斯是这样描述编辑的:“最好的编辑所代表的不是最多的编辑或最少的编辑,而是编辑到什么程度最能让作者的作品放出最耀眼的光彩”。我常常回头看我所策划、编辑的书,其中不少是具有前沿性、实用性和权威性的书,并为蒙古族文化积累、新知识传播和解决蒙古语言文化“燃眉之急”作出一定贡献。如果没有民族出版社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和给予我们这些出版人的机会,作为社里的一员,我也就不会有自己今天所能取得的成就。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参加民族出版社建社60周年征文活动的初衷。

一、初来乍到,有苦亦有乐

我1955年出生于内蒙古巴乌拉特草原一个普通牧民家庭。1972年参加工作在乌拉特中旗呼鲁斯太公社当团干部,1978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当校刊编辑。在这省级高等学府里我迎来了一个个纯真、可爱的大学生作者,送走了一位位从校刊获取的秋实而迈向新生活的未来教授、作家、诗人和出版家。他们其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有所成就。有一位已经成为名家的学生每每见到我的时候总是激动地说:“我的第一篇作品是在内蒙古师大校刊上发表的,是它使我确立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志向….饮水思源,感谢您,老师!”。1985年,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恢复后,我被内蒙古国际贸易公司聘为首任翻译及对蒙古国贸易部经理,并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工作了10个年头。

1995年,我因工作所需,以“打开蒙文图书发行渠道”的挑战性承诺调入民族出版社的。在办理调入手续的那一天,曾任社长的巴达拉夫先生用母语(蒙古语)语重心长地说:“Zaluu  mini (蒙古语‘小伙子’ ) ,目前我们出版社除了蒙文室之外的民文室均搞起了自办发行,我们期待你打开我社蒙文图书的发行局面,任重道远啊!”。其实那年我已是40岁的人了。虽说年届不惑,经过风雨,曾经经商,阅历有增,但也感到自己处在经不起混日子的年龄。所以,我决心在新的岗位上尽快进入“角色”,并有所作为。

来到新的单位、新的环境,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报到不久,听说社里决定派几名编辑参加新闻出版署举办的编辑培训班,而起初却没有我的名额。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而心急如火的我向社里提出“列席参加”培训班的请求,这一大胆的要求得到时任总编辑戴贤先生的特批。那次同行的还有现任副社长的才让加,汉文室的李志荣,蒙文室的孟克和我。我们这个班大约由40余人组成,大部分是在京各大汉文出版社编辑们。在短短一个月的学习期间我们圆满完成预期课程内容的学习之外,相识了很多思维敏捷的中、青年出版人。在交往中最吸引我的是:他们敢为人先地认识到“出版的产业属性”,不仅市场意识觉醒,而且已经开始有目的地策划、运营“双效”图书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在课间闲聊中我从他们口中得知了:知识出版社如何策划、运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的故事,华艺出版社为何被誉为“梦工厂”,图书策划名人金丽红、发行“大王”黎波和责任编辑王国伟又是何许人….等等一系列汉文出版社轰动国内业界的惊人案例。在写结业论文过程中还搜读了美国资深编辑格罗斯的《编辑人的世界》,国内向新阳的《编辑学概论》等资料,从中获益良多。此次学习由于我是带着问题而去,所以收获也是很大的,可以说满载而归。

学习结束后回到社里,我一边做蒙文图书发行,一边做图书编辑。炎热的夏天装上一捆一捆的图书,脚蹬三轮车,一趟一趟地去香河园邮局往各地寄发蒙古文图书。起初以为会骑自行车则会骑三轮车是想当然的事,其结果是装上书登轮时只见原地转圈,然而练习了小半天才学会登三轮。有熟人见了我开玩笑说:“你在外贸部门当过翻译、部门经理,从环境优越的‘白领’,一下变成蹬三轮的‘苦力’,如此落差感受如何?”。新同事们好奇地问:“人们正谋划‘下海’ 赚钱,您怎么就相反呢?”。那些日子,我常常是一身身臭汗,累得腰酸腿疼,的确很辛苦,但是有苦亦有乐,不足半年的时间,堆积在办公室的《蒙古族通史》(上中下)3000套蒙文书销售的所剩无几,库房里被积压的蒙文书也明显减少。

通过自己悉心地观察,我发现我社蒙古文图书方面起码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选题的优化势在必行。当时选题除了指令性政治图书之外,基本上是作者写什么稿子就出什么书,书出版后市场反应却不及预期。据统计,蒙编室近30位编辑人员全年总共编辑出版10多种图书,而每种图书平均印数却仅仅800余册。二是运营机制欠灵活,存在着明显的编辑与需求脱节,发行与市场脱节的现象。经过编辑们辛辛苦苦“三审三校”出版的图书却躺在库房里“睡大觉”,到不了读者手里,或者卖不出去。问题出在哪里?编辑们说是发行上的问题,而发行人员说是编辑上的问题;三是蒙文图书市场萎缩众说纷纭。更有甚者说:“现在,蒙古人文化水平提高了,能阅读汉文书籍了,所以读蒙文书的人少了。”

 

二、贴近读者,发现需求

针对上述情况,我决定走出去,深入基层,尽快了解、掌握读者需求和市场行情,以便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1995年7 — 9月,我随同时任蒙文室副主任的那顺巴特尔编审,受民族出版社委托,栉风沐雨走访了内蒙古自治区10个盟市、17个旗县,深入农村牧区基层农牧民读者群中,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直接听到了读者的呼声,了解到了他们真正的希望和需求。

通过对蒙古文图书市场现状的深入调研和对读者需求的了解,我发现蒙文图书市场现状可以说喜忧参半:喜的是,蒙古文图书并不是没有市场。调研中得到一份有趣的资料,那就是,内蒙古新华书店曾于1995年进行的一次“蒙古文畅销书调查活动”资料显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内蒙古少儿出版社和辽宁民族出版社等几家出版社出版的《我是中国人》、《新中国国旗、国歌、国徽和首都的来由》、《中小学生作文选》、《小学生词典》、《幼儿识字》、《黑猫警长》(画册)、《青史演义》以及一些蒙古国文学读物等十多种蒙文图书在内蒙古和“八省区”的销量少则几千册,多达数万册。而就在那一次调研中我们所进行的民族出版社政治类图书——《两会学习纲要》和《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两书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征订数量分别达3000、5000册。这些蒙文图书发行走俏的事实足以证明,当时的市场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忧的是,蒙文图书供求脱节,作为“主渠道”的新华书店的发行途径出现了“瓶颈”,其职能对蒙文图书来说已经起不到主渠道的作用。原因是,随着内蒙古各级新华书店的职能从包销转变为独立核算的经营型实体,忙于经济效益而不便向边远地区的蒙文读者发行图书了。我在内蒙古的一些旗县书店亲眼看到,汉文图书琳琅满目,而蒙文图书却品种稀少,灰尘满面。甚至多数书店只占1——2个书架,其中基本看不到我社出版的普通图书,只见70——80年代出版的个别政治类书籍在那里歪斜倒置地摆设着。我问销售员:这是为什么?她回答:很少见到民族出版社的订单。另外一个现象是,书店经营人员不仅对蒙古文图书的内容不了解,而且对实际市场预测也不准确,只担心积压而不敢大量订货,其结果靠订单印书的出版社自然就不敢多印,导致好书出版伊始一抢而空。据我社作者之一、内蒙古的著名作家高·朝热布吉先生反映:“他所著的《白骏马》一书上市不久就脱销了,读者纷纷来信、来电向我索要,你们出版人能否将首印数量增加一些呢?!”。

这次调研对我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所到之处,读者无不呼吁汉蒙应用工具书的更新和出版问题。我发现,在内蒙古的牧区,特别是在我家乡内蒙古乌拉特草原,与基层干部和牧民用母语交谈时,发现他们有意无意当中掺夹一些汉语词汇,特别是说到一些新事物、新名词时掺夹的汉语更多。这不能不引起我极大地的注意和担忧。20年以前,我在家乡生活和工作的时候,与乡亲们交流,那可是纯纯的蒙古语啊,很少有掺夹汉语交谈的。可我离别家乡还不足20年,家乡语言环境竟然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对此我感到非常震惊。于是,我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用诚恳而又不无埋怨的口气说:“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新名词术语层出不穷,但是,你们出版部门又没有出版应用工具书进行规范,我们无处查找相应的蒙语词汇,只好用汉语借词了。”有的读者还反映:“1982年出版的《汉蒙词典》第二版,都过去了十几年,内容严重滞后。”甚至有的读者不无调侃地说:“《汉蒙词典》第二版,我知道的词目全有,而我不知道的全没有”。这些话,自然是针对文化、出版部门说的。可是作为一名民族文字出版社的蒙文编辑,我听了之后感到脸发烧,感到了责任缺失。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挑战是意识到了自己在蒙古语言文字方面要下一番功夫,为改变母语环境做实事;而机遇则是看到了读者需求中潜在的商机。于是从那时起,我就对谋划《汉蒙词典》第三版这个项目下定了决心。

 

三、锁定目标,有的放矢

我是在蒙文图书发行日趋萎缩,库存积压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本着开拓市场,寻找出路之目标,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回到单位,在一次蒙文室全体会议上,以充分的事实向大家介绍了蒙文图书现状,以及蒙文图书仍有潜在市场和发行渠道不畅的真正原因。散会后,同事们对我的调研纷纷赞扬,有一位老前辈感动地对我说:“你的调研很有分量,抓住了要害,一定要将工作进行到底啊!”,这些话语,不仅在当时给予了我巨大的鼓舞,而且至今记忆犹新。会后我向社、室领导提交了书面汇报以及应对措施与建议。1996年初,我正式挑起了蒙文图书自办发行工作后,感到责任重大。在社、室领导的支持下,凭着不断摸索,首先在措施上根据“读者细分”的原理,向室领导提议对当年选题结构进行调整,增加印数或重印。记得当时对几种图书的计划印数从500——800册调整至1200册、1500册、2000册、3000册…不等,对当时市场反映较好的《德力格尔杭盖》一书提出重印,该书在我搞发行的几年中连续两次重印,总印数达到了8000余册。此外,还有个有趣的案例使我难以忘怀:1996年初,蒙文室全体编辑翻译的《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以下简称《冤案》)一书,室里决定让我来担任责任编辑,以便在市场运作上做一次示范,实际上是室领导对我的信任以及考验。当时就此,我本人根据《冤案》一书的“内容卖点”信心百倍地提出“首印万册”的挑战性计划,以不辜负社、室两级领导调入我,并安排自办发行这一重要岗位之信赖。正当该书稿准备付印时,恰巧得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也在加紧翻译出版《冤案》一书的消息。那时候蒙文出版界有一个未成文的规定:当同一选题与别的出版社“撞车”之时,相关部门对此进行协调。在这关键时刻,时任蒙文室主任乌云巴图先生不辞辛苦,连夜前往呼和浩特,找到内蒙古新闻出版局相关领导,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进行了磋商。在老主任的百般努力之下,最后以“七比三” 的结果告终,即: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首印7000册,我社只能印3000册。在当时,首印3000册的数字,虽然对蒙文图书来讲不是个小数,但更为不幸的是,原内蒙古新华书店的老总刘杰先生当时刚刚出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社长,不仅在该书的印数上不肯让步,而且在销售渠道方面占绝对优势。面对如此强大竞争对手,我只好把营销战术转向开辟“二渠道”,将《冤案》一书的绝大多数通过自己建立的营销渠道发行完毕。其次,在公关上采取大力宣传,进行造势。我们不仅利用《内蒙古日报》蒙文版和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做宣传,而且还利用我社“图书窗口”——《民族书林》进行大力报道蒙文图书方面的消息或书评。我记得当时蒙文室的万喜、乌· 纳钦、乌云格日勒等文笔不错的年轻编辑们也经常撰写书评进行图书宣传的情景。再次,在提高服务质量上狠下功夫,在管理上新招迭出,经营上突破传统,抓紧时间发展网点,积极参与“主渠道”——内蒙古新华书店举办的订货会的同时,广交“二渠道”书商朋友拓宽销路等有效方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打开了我社蒙文图书销售的有利局面。当年出版码洋达25万元,比上年的8.3万增长3倍多,书款回收8.3万元,比上年的2.2万增长3.7倍。我工作上的显著成绩不仅赢得了文室同事们的认可,而且受到社领导在年终总结大会上表扬。至此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件难忘而特别让人感动的事,就在我调入出版社不足一年半的时候,蒙文室原副主任那顺巴特尔(时年58岁)编审毅然提出辞去副主任行政职务,提议让我来接替他的工作,以便推进蒙文室发行工作。经过室领导酝酿后向社里申报不久社里下达了任命通知。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以蒙文室决策者之一的角色信心百倍地开了工作。遗憾的是,由于机制以及种种复杂因素,他老人家为我铺就的“决策者角色”未能够持续多久。这也使我满怀对已故老前辈那顺巴特尔老师永久的歉意。

 

四、我与市场,一起成长

在全球化形势下的市场经济中,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民文市场,图书营销不佳、购买力明显萎缩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但是如何迎合读者新需求,做一些适销对路的蒙古文常销书、畅销书应该说有规律可寻的。十多年来,我从最初的迫于无奈,到后来的积极推动感觉到,只要在克服传统体制的不灵活、坚持传承优良传统的同时,练好新形势下的编辑内功,为蒙古族读者奉献更多的好书,还是有事可做的。

西方有一句名言:“上帝也改变不了数字概念”。我这个人一生中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实属平凡一生。但我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做事,都将工作思路和基本过程写下来,若有条件时,在适当的报刊等媒介投稿发表,当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则把它作为资料保存起来,以便在以后工作中遇到问题时翻阅翻阅。这也许是与我曾经经商的经历有关吧。在我担任蒙文室副主任兼搞发行的短短几年里,蒙文室年图书(当时我社各民文室年平均补贴额包括编校人员年工资在内37万元的同等资金条件下)总印数由原来(1995年)的1.09万册增长为1999年底的4.02万(增长3.7倍),年回收书款额由原来(95年)的2.2万元增长为1999年的15万元(增长为6.8倍)。四年中比自办发行前多收回35.5万元,此举对我社蒙文图书出版“用好国家补贴”和“减亏”等目标管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文出版行业所应有的“良性循环”。它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年来,由我策划、编辑、促销,并研发的《康生与“内人党”冤案》——3000册、《党章》(1997年“十五大”)——10000册、《夫妻之道》——15000册、《成吉思汗》(画册)——3000册、《故事世界》——60000册(6000套,二次重印)、《汉蒙词典》——20000册(四次重印)、《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首印4450册、《汉蒙语汇词典》——3000册、“出书育人——十本新书”——首印28000册(3000套)等一批蒙古文图书,深受读者欢迎,发行数量一路飙升,有些甚至创造了蒙文图书作为单品种发行的记录。上述图书一经问世,立刻成为社会上的热销书,对《汉蒙词典》、《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和《汉蒙语汇词典》等工具书,许多单位经过《俱乐部》途径集团购买,人手一册,《夫妻之道》、《成吉思汗》(画册)、《故事世界》、“出书育人——十本新书”等书,许多读者把他们作为礼品相赠。有两件特别让我引以为傲的案例:一是,2001年我与“曾今草原网站”创始人陈继群(老三届北京知青)先生策划,由我责编的《草原法律法规丛书》蒙文版出版后不久,内蒙古东乌旗被造纸厂污染侵权草场的部分牧民,得益于蒙文版《草原保护法》,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将多年因语言障碍而未打赢的维权上诉取得胜诉,使原告获得赔偿36万元。该丛书在后来的几年中累积印数达80000余册,成为内蒙古地区,乃至“八省区”蒙古族牧民生态保护和依法维权的“武器”;二是,2001年3月“两会”期间,我捕捉了我国《新婚姻法》颁布的信息,并结合知名专家巫呂桢主编的《新婚姻法指南》一书的汉文选题,由我担任责编,首印数量达一万册。当初,社领导发现该选题的重要性和实效性,立刻将其列为补充选题,由我社以蒙、藏、维、哈、朝五种文字翻译并出版发行。该书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婚姻法》普法教育起到重要作用。

在我民文编辑职业生涯中,最富有挑战性的图书是《汉蒙词典》第三版的策划、编辑与运营。有道是机遇眷顾有准备的人。1999年10月,我捕捉到相关信息,迅速前往呼和浩特,以“前期投入”的竞争创意,将该项目从竞争对手手中挖了过来。随之就其学术定位、核心价值、作者定位和市场定位等展开了一系列论证,得到了时任我社总编辑戴贤和副总编辑库尔马西二位社领导的鼎力支持。记得当时社领导安排“铁算盘”——才让加先生(时任出版部主任)成本核算后,并毫不犹豫地把58万元的“专项资本”投到《汉蒙词典》第三版立项之中,这样的重金扶持项目,在当时对蒙古文种图书来说尚属首例,并且投入成本算得上是非常高的。

这个项目从选题创意到付梓出版,经过了整整10个年头。可谓“十年磨一剑”。2005年,由我策划并担任责编的《汉蒙词典》第三版正式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就以其内容与形式达到了与时俱进的领先水平,以其原创内容的增加,实用性强,装帧美观大方深而受广大读者青睐,好评如潮,并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购书高潮,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而且该辞书还吸引了周边国家——蒙古国读者和书商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经过多种渠道销往蒙古国的《汉蒙词典》足有1000册以上。2006年,在我主动创意之下,促使我社与蒙古国签署了版权输出合同,成为近年来蒙古文图书版权输出的首例。《汉蒙词典》第三版2005年出版以来8年当中重印4次,总印数达20000余册,总码洋400万余元,实洋240万余元。可以说,我们是在受众感谢声中把钱赚了。而我们心安理得的是,在为受众带来价值的前提下创造了赢利。该书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出版基金会”资助项目;荣获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会颁发的“双语科研成果一等奖”; 2007年荣获中国“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成为当时全国蒙文类图书唯一获国家大奖的图书。《汉蒙词典》第三版的成功运作,出版后取得品牌效应和获得的一系列荣誉,得益于民族出版社制定的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大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挥编辑创新智能,面向“三贴近”的运营思路。

《汉蒙词典》第三版进入出版运行伊始(1999年)至产品上市(2005年)六年间,出版社经历了四届领导班子的特殊阶段。每届新领导走马上任,总是过问该选题的来龙去脉,并将此项目作为重中之重来抓。记得当初,每当新领导上任伊始我就被时任总编室主任的李有明先生(现任副社长)找去,他总是认真咨询《汉蒙词典》进展情况,并进行协调汇报,为社领导提供准确信息。还记得在《汉蒙词典》编辑加工流程阶段,时任总编室副主任的张运珍女士鼓励并积极筹划申报“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出版基金项目”的推荐工作,使其成功立项,并获的30000元赞助基金。

这些年来,我为选题策划经常深入牧区、深入读者之中,特别是在我担任主管发行的蒙文室副主任期间,每年跑市场、深入牧区出差时间最短不少于两个月。近几年,我虽然侧重于图书的策划与案头编辑工作,但从未放弃与读者、作者和销售渠道的信息沟通,利用一切机会走访他们。一些好朋友对我说:“您也是奔60的人了,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还这样东奔西跑,图个啥呢?”。图个啥呢?我的回答是:责任令我前行!

我有个切身体会,当我每次出门在外,读者听说我是民族出版社的编辑,特别是提起《汉蒙词典》第三版或某某书的策划者和责任编辑,便对我高看一眼,很客气,很尊重。这是为什么?我清楚地知道我个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便是做了几本畅销、常销和有影响的书,也属于党的民族政策赋予我的份内工作。而其最主要是因为民族出版社这个国家级出版社的“金字招牌”笼罩着我,因为沾了这个光,有了这样一个平台,我才有了发挥潜能的机遇。所以,我也想,我不能光“沾”这个光,更不能躺在“金字招牌”上,贪图安逸,而是要为民族出版社的事业增光添彩,要为出版社的发展添砖加瓦,尽一份民文编辑的责任,在有限的岗位平台上为蒙古文读者和蒙文出版事业留下“足迹”。正因为有了一颗责任使然的心,我不但在选题、策划和运营方面尽心尽力,并且在图书产品的编、印、发以及宣传造势等全方位运行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与传统运营不一样的“服务方式”。这些年来,我首先在选题方面做到自主经营,尽可能不当被作者牵着“牛鼻子”的“等稿编辑”;其次在发行方面打破以往光靠“订单”自然销售的被动做法,尽可能地通过视频、广播、纸质等各种媒体进行铺天盖地的先期宣传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网络、传真、手机、短信等现代化通讯工具进行宣传和联络,不仅促进了蒙文图书的销售,而且与边远地区读者建立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仅2006年,我通过手机、传真以及电子邮箱销售的《汉蒙词典》就达1000多册,当年收回书款10万元现金。通过创办《蒙文图书读者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几年来读者反馈的“友情卡”或“短信反馈”数千份,每年保持经常联系的读者有数百名。2006年至2012年7年间,不计劳酬、不计业绩的情况下,通过《俱乐部》直销的蒙文图书码洋达30余万元,收回书款有20万元现金交付社财务。现在,不少读者成了民族出版社“义务宣传员”。这对我社蒙文图书宣传,图书发行均发挥了相当不错的促进作用。读者参与的积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些运营和销售方式在我国汉文出版界说来是“家常便饭”,而对蒙文出版界来说称得上是全新的。就拿《汉蒙词典》的整个出版编辑全过程来讲,在强大的竞争对手蠢蠢欲动的形势下,第一时间大面积迅速覆盖市场,使竞争者丧失优势和机会的案例是“铁证”。譬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在我挖走《汉蒙词典》这一选题后不久,相关出版人“招兵买马”组织编纂队伍,并声称“要抢先于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我们的产品紧锣密鼓地上市之时,还有一位“对手”同仁亲口对我说:“松布尔啊,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把民族出版社的《汉蒙词典》挤出市场!”,其结果,对方至今尚未出版同类词典不说,据我了解该项目基本处于“下马状态”。

 

五、编学一体  学以致用

我林林总总做了近20年编辑(包括内蒙古师大校刊编辑两年),所编的图书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也算得上是一名成熟的编辑了,好书为证。反思一下这些年我做编辑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始终没有放弃过对蒙古文化和蒙古文字出版相关学术动态的关注和参与。我之所以参与学术,并不是“取而代之”学者们,而是通过贴近他们,达到与学者同等水平对话的层次,将编辑与作者“智慧合成”的读物奉献给读者。特别是对于实用科学文化知识,以及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与挖掘付出辛劳,自然也获得一些成果。例如,这些年来我为推进蒙古语新词术语的规范工作做了不懈努力,2008年至2011年连续四年向“八省区蒙古语名词术语委员会”无偿提供数千条诠释化的新词语(编纂与译文字数达100万以上),为全国蒙古语新词语审定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并连续三年在《内蒙古日报》整版刊登经过审定的新词术语,为八省区新词术语审定作出贡献。独立牵头和参与的课题有:国务院1项(即,协和医科大出版社:《医学大百科——蒙医咬药卷》特约编审)、新闻出版署“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出版基金项目”1项(即,民族出版社:《汉蒙词典》第三版策划者与责编)、国家民委2项(即,《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汉蒙成语诠释分类词典》研发者)、内蒙古自治区政府1项(即,内蒙古出版集团:《汉蒙英日大辞典》特约总统稿)、蒙古国1项(即,社会科学院:《语言危机问题》作者之一)。另外,对民族语言表达的深层文化传播学角度,以及实用水准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在国内外撰写出版的独著1部,独立译著1部,合译多部(省略),合著6部,卫视访谈1次,中央及内蒙古广播电台特别访谈数次,在国内外报刊发表的蒙古文化、语言学方面的论文30余篇,其创新性研究,取得了业界公认,在国内外有了较高的声望和影响。他们的评价大体是:“摘得国家金奖的编辑家——松布尔巴图访谈录”(内蒙古卫视“相约周末”专栏2009年1月11日播出)、“现代蒙古文化100名实力派人物——松布尔巴图”(内蒙古《身边科学》杂志2010年第四期封面人物)、“松布尔巴图:给语言以智慧的拐杖,即:《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研发访谈”(内蒙古北方新报2010年?月?日)、“专注于出版的文化使命同时,又不放弃出版的商业价值的蒙文出版界少有的编辑家”(内蒙古新闻论坛2011年第四期特别栏目)。

我多年来的“苦心经营”终于被读者或业内认可了,虽然感到格外温馨,但也越来越感到任重而道远。目前我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主动找作者、找选题,而是作者和选题主动找上门来。近两年作者主动找我做责编的图书有:《蒙古民俗学研究》(西北民族大学教授乔旦德尔等作者,包括在“十本新书”、《乌兰夫民族和统战理论与实践研究》蒙文和汉文版(内蒙古师大李凤明教授著,即将由我社出版)、《著名蒙医学家范.淖尔布作品明鉴》(上中下,乌苏日勒特著)、长篇小说《班帝拜斯》(新疆蒙古族女作家阿力同其其格著)等。

总之,以我对民文编辑工作摸索的经验来看,编辑的核心价值一个是选择,一个是推广。作为一个编辑除了对内容的选择,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要加工产品——生产出适合阅读者需求的作品。原来在计划经济时代编辑很重要的工作是文字加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更重要的则是要在从编辑的角度增加一些传播和推广的能力。所以说,适应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及时发生转换的优秀编辑总有做不完的选题,而一般的“等稿”编辑会越来越找不到选题。

我已是过天命,逐奔花甲的人了,人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怀念过去。总觉得一个人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应当把平凡的工作当做事业孜孜不怠与应付差事,而如果仅仅是得过且过,其结果绝对是不一样的。至此,在民族出版社六十华诞这一喜庆之时刻,我将自己近20年来的工作经验与良苦用心写了下来,期待有三:其一,期待给出民文出版工作带来借鉴和思考,因为“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而编辑这个职业是使你梦想成真的最好平台;其二,期待年轻编辑们热爱民文编辑工作,热爱民族出版事业,编辑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事业,这是在生命中任何阶段都可以做的事情。编辑们要坚定信心,相信文化积淀和社会阅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加深厚;其三,期待经过60大庆纪念活动,探索出民族出版社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走或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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