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出版史不可忘记的一页

——民族出版社多文种整合出版综述

任何一部新中国出版史都不应忘记这样一页:蒙古、藏、维吾尔三文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自由与民主的声音传遍新中国解放与未解放的民族地区,将“人民”、“阶级”、“工农联盟”……这些代表新政权、新社会的新词汇带进少数民族的新生活,开启全新的少数民族翻译出版事业;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在民族地区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为民族翻译出版事业开创了可供参考与遵循的经验与原则,为新中国民族翻译出版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打造了范本;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汉六文版的《自然科学常识丛书》点亮知识的火花,打破少数民族地区“科技读物、科普读物饥渴”的局面,推进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大型多文种整合出版项目《民族文版普法丛书》、《托起明天的太阳·民族文版青少年素质教育译丛》同步推出多文版精品图书,发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示范作用,引领民族文字公益出版的改革与实践,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地惠及民族读者……

2006年,以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文版《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的翻译出版的启动为标志,民族出版社社长禹宾熙正式提出“整合出版”的概念,将之表述为“同一蓝本多文种同步翻译出版”,并提出民族文版与汉文版同一版式、同一质量、同一价格的“三同一”原则,体现各民族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平等权利,最大限度地惠及少数民族读者。虽然“整合出版”这一概念2006年才正式提出,但是从新中国民族翻译出版事业开创之始,乃至整个民族翻译出版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它一直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优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束火把:照亮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用大量条文规定了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一系列的民主权利。新组建的人民政府急于让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分享革命胜利的果实,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翻译出版事业由此缘起。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并组建参事室,其职能之一就是承担少数民族语文的翻译及出版工作。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民族翻译出版事业几乎没有任何基础,翻译《共同纲领》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新词术语的翻译。各民族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形成了的不同的话语体系,很多代表新政权、新社会的词语,传统少数民族词汇中根本没有。

民族翻译出版事业的一代先驱和大师,创造了“挖”、“创”、“借”的翻译方法,即利用本民族原有词汇延伸其含义使用、利用本民族构词成分构造新词、借用外来语词汇等。以藏文为例,传统藏文中没有表示现代意义上的“工人”的词,只有两个意思相近的词,一个叫sowo(扫沃),一个叫soba(扫巴),“扫沃”主要指修建寺庙、塑造佛像和绘制唐卡的手艺人(工匠),“扫巴”主要指一般的工匠,而且多数情况下专指“裁缝”,翻译者通过为soba(扫巴)这一固有词汇增加新的涵义,挖掘改造出现代意义上的“工人”一词。“阶级”一词也没有,旧西藏用“高低贵贱”划分不同人的等次,分为“贵贱中间人等”,即高贵的人、贱人和不贵不贱的第三人种,翻译者采用新创的方法,根据藏族聚会时一排席地而坐的传统习俗,其中的座位叫“哲”,前后顺序叫“仁”,创制了藏文“阶级”(哲仁)这一词汇。藏文“革命”一词为根据汉文直译成“sarje”,  sar为“新”, je为“换”,合起来表示“弃旧换新”。“人民”一词的翻译最为曲折,旧西藏人没有表达全体“人民”的这个概念,只有“奴隶”、“农奴”这些词汇,“人民”一词的翻译从《共同纲领》开始就引起民族翻译界的热烈讨论,一直到1954年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才有了定论,主要是采用挖创和一对一翻译的方法,从已有词汇中挖掘出宝贵的mhang(民)一字,——mi 为“人”,mhang为“多”,组成藏文“mi mhang”一词,与汉语“人民”概念相同。

从南京原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搬来蒙古、藏、维吾尔三种文字几副旧铜模,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唯一一点可用的东西,经过印刷工人的技术攻关和修整改造,蒙古、藏、维吾尔三种少数民族文版的《共同纲领》诞生了。这是我国民族文字多文种整合出版的第一部出版物,第一代民族翻译出版人筚路蓝缕,为少数民族人民勾画出民主与自由的美好新生活的蓝图。

第一版民族文版《共同纲领》印出时,新疆、西藏地区还没有完全解放,这些少数民族文字的印刷品,犹如一支支火把,点燃各族人民对新生活的渴望,照亮他们翻身做主人的共同理想。

为了将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翻译出版事业发展壮大,新一任的中央政府,举全国之力,调动各个民族的翻译出版人才来到北京。如依布拉音·穆铁义,维吾尔族,新疆新型的高级知识分子,曾经留学苏联,因1949年在北京举行的亚非妇女代表会议上担任维吾尔文翻译时工作出色,受到周边同语种国家代表的称赞,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调到参事室维吾尔文组工作,后来成为民族出版社维吾尔文室的创始人之一以及第一任主任。还有黄明信,汉族,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年轻时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长住甘南拉卜楞寺从事研究藏传佛教文化八年之久,考取拉然巴(rabjamba)格西学位,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谈判过程中为我方首席代表李维汉担任翻译,民族出版社筹备成立时调任北京……

1952年6月28日,中央民委主任委员李维汉和副主任委员刘格平联名向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副主任彭真并周总理报告:“民族出版社确须成立。出版总署1950年及1951年向政务院工作报告都提到,但未能实现,最近我们拟定这个建议,希核示。”同年7月4日,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望与文委商办。” 1953年1月15日,民族出版社成立,不久就承担起以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文字翻译出版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的重要工作。

翻译《宪法》的过程中,除了名词术语的翻译,还有由于语法与表达习惯上的差异带来的困难,将汉文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很多情况下必须增减文字或改变句子的顺序才能明白地表达其意。藏文遇到的问题比较突出,因为藏文有三大方言区,口语差别很大,甚至三大方言区的人要相互听懂对方的口语都有困难。民族出版社将翻译好的译文拿给每一个方言区的藏族读者试读,征求意见。1955年4月1日,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向时任社长的萨空了汇报:“这次宪法的翻译,以民族出版社原译的宪法草案为蓝本,根据各地区的反映,并将全体人员分为七个小组逐条讨论,又经反复的集体审查和藏族代表的认可,才最终定稿。在修订的过程中,经过许多争论,但主要是名词的翻译。……译文中的名词一般都经过三次以上的讨论……”最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一致意见,对书面语的表现形式做一些改进,如吸收一些各方言区都可接受的群众语言,尽量减少敬语的使用范围等,圆满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翻译出版工作。这次宪法的藏文译本,也成了后来藏文著译的范本。

民族文版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最大限度地兼顾了五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与语法习惯,以少数民族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民族语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纲领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牢牢烙印在少数民族群众心里。

民族出版社还以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了一大批的政策法律读物,密切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活动,如各种少数民族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出版,有力地配合了各民族地区的普选运动。

1955年1月,民族出版社在汉、蒙古、维吾尔、朝鲜文版的《人民画报》民族版副刊的基础上创办了《民族画报》,为双月刊,是我国第一本以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为宗旨的大型画报。并从1958年起以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种文字翻译出版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88年,五种民族文版《红旗》改为《求是文选》出版)。

多文种同步出版的民文读物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当藏族人民看到印刷精美的藏文画报和书籍时,都异常兴奋和热爱,他们感动地说:“感谢毛主席叫我们的藏文也翻了身。”一位黑龙江集贤县的朝鲜族读者在信中写到:“我们每当阅读贵社出版的朝鲜文书籍的时候,深深地感到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无限关怀。”

一条纽带,紧紧连结党和少数民族群众

在民族出版社档案室,至今仍完好保存着上个世纪50年代的读者来信,在这些宝贵的来信中,很多反映了当时的各民族读者希望读到毛泽东选集民文版的热切心情。如一位朝鲜族读者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很早就听到你们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朝鲜文版,但至今还没有出版,该书到底何时出版?我们正学习,很迫切需要阅读。”

《毛泽东选集》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民文版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开始,例如1946年7月在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市的内蒙古出版社就首次出版了《论联合政府》蒙文版,但是,系统地、有组织地、专业地出版毛泽东著作,是在1953年民族出版社成立后。

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中央的指示,内蒙古、新疆、延边等地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负责《毛泽东选集》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各地的高度重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亲自主持领导《毛泽东选集》蒙古文版出版委员会的工作,并挑选了蒙古族专家额尔顿陶克陶、清格尔泰、那赛因朝克图等担任翻译和审稿,民族出版社副总编李鸿范被邀请担任委员;在赛福鼎的主持下,新疆《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的工作开始开展;朝文版«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区委书记兼区政府主席朱德海任主任委员,民族出版社社长萨空了任副主任委员。以上四个文种的《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是在地方宣传部领导下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完成的,然后交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而藏文《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则以民族出版社藏文翻译室为主,组织全国力量进行在北京进行。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央从各民族地方选派多批百余名高水平翻译人员以及校对、打字人员与民族出版社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文室组成《毛泽东选集》审定小组,自治区宣传部领导人任审定小组组长,在中央民委和民族出版社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了《毛泽东选集》(包括《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以及单行本)大量、长期、严肃而认真的翻译出版工作。在民族出版社的各文版审定小组,又分设集体审读组、校对组、打字组;民族出版社总编室有专门的质疑组,负责将各审定小组提出的问题报请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委员会及有关部门解答。集体审组一般是有10人左右,每人具体工作有侧重点,先分头做准备,开始集审时,组长主持,由一人念译稿,大家对译文提意见,字斟句酌,无意见就过,有不同意见就讨论,对原文的理解有争议,讨论后拿不出一致意见的,送民族出版社总编室质疑组。

以1953年12月蒙古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北京出版为标志,民族出版社拉开了出版少数民族文版《毛泽东选集》的序幕。《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有大量新词术语,诸如 “首都”、“封建买办”、“法西斯”等,正确翻译这些新词术语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社会价值话语体系构建的问题。1961年,在民文版《毛泽东选集》进入第四卷的翻译工作之时,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大量问题,也到了一个应该解决的关键时期。为了使五种民族文版《毛泽东选集》更加准确、科学,使各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由文化部和中央民委联合召开《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工作座谈会,会议从1961年9月28日到1962年1月18日共召开9次。会议以《毛泽东选集》五种民族文字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句子的结构及处理问题”、“关于译文增减词语的问题”等,为会议讨论的重点,旨在提高《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译文质量,着重探讨了翻译中如何贯彻忠实与群众化等原则问题。这次会议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非常权威的,参会的有国务院、社科院有关领导,在京的语言学家,《毛泽东选集》俄、英、法、西班牙、日文等外文版和民文版负责人,田家英亲自到会阐述并回答疑问,成为我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贯彻“双百”方针的高端学术会议,对民族语文翻译出版中的诸多基本问题的统一认识起到了关键作用,解决了各文种在名词术语和译文风格方面不统一的问题,使《毛泽东选集》各卷的译文质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会议提出 “忠实与群众化相结合”等原则。民文版《毛泽东选集》为新中国的民族语文翻译出版工作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提供了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范本,历经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民族翻译出版事业的宝贵财富。

以1965年9月哈萨克文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为标志,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出版完成,历时8年。此后民族出版社又组织多次修订出版。1953年12月至1992年8月,近40年的时间里,民族出版社共出版五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数版、数十印次、360余万部。

少数民族群众把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出版看作是本民族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1965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蒙古文版在北京和呼和浩特市首发的第一天,天刚破晓书店门口就排起了购书的长队。《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藏文版在拉萨发行时,从四百里以外当雄牧区来的老牧民拉吉,第一个赶到书店买了一本带给他的儿子。《毛泽东著作选读》维吾尔文版在喀什发行时,一位老人骑着毛驴跑了四五十里路前来购买。五种民族文版《毛泽东选集》后来成为民族语文翻译出版的范本,不但因为其所具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其对少数民族语文的丰富和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当年藏文版毛选翻译者之一的孔宪岳先生谈及翻译“实事求是”这个词说:“太难了,用藏文怎么翻译呢,大家提出好多种方案,最后选定的是‘由实际存在的事物找出真理’。后来我回藏区,西藏的老百姓会用藏语说‘实事求是’了。”

从1953年成立到1978年,民族出版社一直承担着全国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及其他重要会议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除了毛泽东选集,民族出版社还以多种民族文字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产党宣言》、《列宁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江泽民等重要著作;还将一些反映时代主流文化的文学作品同步翻译成为各种民族文字,如陶承的《我的一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方志敏的《狱中纪实》、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马烽的《吕梁英雄传》等,还有近代名著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叶圣陶的《倪焕之》,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以及古典名著《水浒》等。除此之外,民族出版社还承担了翻译全国各地少数民族群众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来信的任务,这些信有的书写得文字杂乱潦草,有的语法难懂,有的语意不明,没有很好的文字鉴别能力和语意分析能力很难译出,民族出版社的很多同志默默无闻地从事这一工作,为党和国家联系少数民族群众无私劳动,无怨无悔。

在这些翻译出版工作中,体现新社会、新生活的新词术语,兼顾各个民族地区方言与语法习惯的翻译原则,历经讨论与锤炼的民族语文翻译出版的原则与经验……构成了少数民族在新中国全新的话语体系,使党的声音及时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也把少数民族的声音传给党中央,使党和少数民族之间有了能够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新生的国家政权得以巩固,56个民族紧紧团结凝聚在新中国党中央的旗帜下。

一道彩虹:带来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阳光

“文化大革命”给全国的出版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奏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曲,将少数民族翻译出版工作带入一个新的时期。

据民族出版社退休老干部赵树枫回忆:1979年,对于已经成立了26 年的民族出版社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的下半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时任社长任英,在民族出版社旧址二楼的大会议室里,连续召开了一个多星期的社工作会议。并在会议结束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举动,果断地调整了民族出版社的出版方针,改变了26年来民族出版社只翻译出版政治书刊的单一性的方针任务,重新确定了民族出版社是以翻译政治书刊为主的综合性出版社。“综合性” 三个字,掀起了民族出版在今后出版岁月里的改革的新篇章。

民族出版社果断地在出版任务里,加入了“要组织相当的力量翻译出版传播、积累科学文化技术知识成果及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书刊,为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内容。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汉六文版的《自然科学常识丛书》在这个背景下诞生。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民族出版社加强了在科普读物方面的选题策划和出版工作。1980年至1981年底,以多种民族文字出版了《现代科学技术简介》、《太阳元素的发现》、《电子计算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科普读物图书。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第一套专为少数民族地区编辑的自然科学普及常识丛书的出版任务历史性地落在民族出版社的肩上,时任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亲自将这套丛书命名为《自然科学常识丛书》(以下简称《丛书》)。

1983年7月25日,由国家民委、中国科协、劳动人事部联合召开的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民族出版社邀请了来京参会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者、科学普及工作者以及这些地区民委的负责同志,就民族出版社在出版科普读物方面的方针、任务、规划,及各民族地区对科普读物的实际需求进行了恳谈会,与会者热情地发表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真实地介绍了目前各民族地区“科技读物、科普读物饥渴”的现状和局面,并提供了许多好的建议与想法。

1983年11月12日,少数民族《自然科学常识丛书》编辑委员会举行了成立大会。《丛书》的作者,包括卞德培、陈天昌、石墨庄、高庄、张清、蔡景峰等同志,不仅在专业领域成就卓著,而且许多人曾经在民族地区考察、生活过。他们住过牧民的帐篷,有的就是研究少数民族疾病的专家,对少数民族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他们的笔端,不仅包含着科学和自然的知识,还把爱国情怀、民族团结的精神自然融入进去,洋溢于每本书的字里行间。

1985年,这套丛书以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六种文字陆续出版,对在各民族地区传播大自然的科学常识,解释生产、生活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对推广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克服封建迷信思想,清除和防止精神污染,反对任何形式的违背科学思想和行为;对用科学赋予的智慧和力量,积极地开展对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在今天,这套《丛书》在各民族地区也仍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为推动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开展,民族出版社还出版发行了《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汉文版和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民族文版单行本,当年重印三次,印数达44万册。与此同时,《民族政策讲话》汉文版和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文版出版,多次重印,印数达61.62万册。这两种读物对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民族出版社以各种民族文字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干部读本》、《民族知识读本》、《不断发展我国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团结进步之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民族政策文献汇编》、《民族政策文献汇编》第二辑、《社会主义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任务》、《民族政策讲话》、《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关于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等图书,促进了民族工作的开展。

走过新中国民族出版社事业由百废待兴的初创时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对民族工作和科学文化知识的误读与曲解,这些多文种整合出版的科普读物与民族政策读物,犹如一道雨后的彩虹,将科学与真理的种子带到全国各地,播撒到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田。

一架桥梁:沟通民族文化,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007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在国家民委、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6部委向1000所边疆地区民族学校赠送民族文版《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的赠书仪式上,蒙古族著名的化学家博日吉汗·格日勒图手捧蒙古文版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激动地说:“如果在我小的时候能有这本书读,我就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

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文版《中国儿童百科全书》,是禹宾熙社长正式提出“多文种整合出版”概念之后成功打造的第一套品牌图书。2006年,民族出版社被确定为公益性改革试点单位,在完成由国家级民族出版机构到国家级公益性民族出版机构转变的过程中,提出并实践多文种整合出版的理念。《中国儿童百科全书》专为少数民族儿童学习科学知识策划,在出版过程中,坚持与汉文版同一版式、同一质量、同一价格的“三同一”。同一版式可以减少民文版的设计、制作程序和时间,使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在“第一时间”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同步出版”,多文种同步出版有助于各民族少年儿童培养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理想,并且充分发挥了民族出版社多民族出版人才的优势。在同一版式和同一质量基础上,还第一次做到了与汉文图书同一价格。因为民文图书在翻译中文字会增加、印张会增加,还有读者少、印量小等诸多原因,同样的一本书价格一般都要高出汉文版20%~30%。为了体现各民族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平等权利,也为培育民文图书的市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这套书实行了与汉文版同一的价格。

五文版《中国儿童百科全书》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受到了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欢迎和喜爱,5文种总印数近53万册,维文版再版5次,多文种在民族地区脱销,蒙古文版被评为发行量最大的蒙古文图书。在这套书成功进行多文种整合出版的基础上,民族出版社继续积极推进多文种整合出版,以“十七大”系列读物出版为代表,进行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文种同步出版、同书同质同价出版的实验,取得积极成果。2008年,民族出版社又集中推出500种民文公共文化产品图书选题,这批图书的藏文版90%以上实现政府采购,71种再版,部分进入民族地区图书销售排行榜,其中《震撼·512汶川大地震》获得中华优秀读物奖特别奖,《民族文版青少年普法丛书》入选被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藏文版《上学就看》获得五省区藏文图书一等奖。

2009年,民族出版社策划大型多文种整合出版项目《民族文版普法丛书》与《托起明天的太阳·民族文版青少年素质教育译丛》,获得国家出版资金资助。两项目出版规模之大、出版文种之多、翻译出版涉及领域之广,都创了民族出版社历史之最,也是迄今国家出版资金资助规模较大的民文出版项目,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其中,《民族团结进步之歌——新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选》入选“促进民族团结重点出版物”、“建国60周年重点图书”;《共和国成长的故事》作为优秀青少年读物由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民族青少年推荐;《好宝宝成长必读故事》、《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民族团结教育青年读本》等图书在一年内再版;有80%的图书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中标,部分图书的销售在民族地区图书发行排行榜中名列前茅。2012年6月,李长春到西藏视察工作时,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领导亲自挑选《民族文版普法书系》部分图书并将其列入寺院书屋的赠书目录。

2011年12月13日,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民委、教育部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了“五种民族文字500种图书进千村千校”——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民族文版普法书系》《民族文版青少年素质教育译丛》赠书仪式。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对此次活动及两个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两项目图书的出版和向民族地区赠送,对于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总结精品图书的出版经验,发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引领示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服务大众的宗旨,也体现了民族出版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公共服务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代表性。

全国各大媒体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一些得知此消息的少数民族群众相继给民族出版社寄来信函或亲自来到民族出版社,表示感谢或要求赠书。

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朝鲜族小学写来感谢信对三部委赠书表示感谢,说:“你们的赠书将给学生们带来丰富的文化知识,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内蒙古东乌旗政协主席策仁得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民族文版普法书系》出版后,带着都宝力格镇与突苏努尔嘎查的牧民代表德利格尔夫、乌兰图雅专程来到民族出版社反映当地农牧民亟需法律读物的情况,要求得到赠书。吉林省公主岭市南崴子街朝鲜族村的村支书朴正淑在电视里看到了三部委赠送基金图书的新闻,给民族出版社写信说道:我在电视里看到了2011年12月13日三部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的五种民族文字500种图书进千村千校(活动),(赠送)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民族文版普法书系》、《青少年素质教育译丛》系列图书……能阅读到朝鲜族(文字)版的一些书(对)我们散居地区朝鲜族(来说)有些困难,所以我申请民族出版社和国家民委能给我们赠送一部分图书好吗?”

将优秀的蓝本图书同步翻译出版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文版的整合出版物,在党和少数民族之间、在各民族之间架设起了畅通无阻的交流与沟通的桥梁,满足了各数民族读者共享先进文化成果的愿望。通过这一出版形式,一批批优秀的民文图书入校园、入社区、入农村、入牧区,实现民族文字公益出版体现国家意志,传承文明、积累文化、服务当代的宗旨,为推动中华民族大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1953年建社至今,民族出版社已经走过整整一个甲子。六十年风雨兼程,民族出版社以多文种整合出版的专长与特色,为少数民族读者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符合时代发展的优秀出版物,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谱写了新中国出版史浓墨重彩的一页。

(策划部 赵文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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